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巨大的增長成就具有典型的“趕超經濟”模式特征。在政策的帶動下，利用技術、管理、市場、制度等方面的現成經驗和各種低成本要素組合形成的后發優勢，在一段時期內實現了壓縮式快速增長，很快把我國從低收入階段推向中收入階段。然而這種重速度、重規模，輕質量、輕效益，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的“趕超經濟”模式在現階段遇到了三大現實挑戰：一是要素成本優勢被削弱，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生態治理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均大幅提升；二是技術學習空間被擠壓，可簡單借用和復制的技術越來越少，而自主研發又未能接力而上，全要素生產率快速下降；三是產業被低端循環鎖定，以“低端嵌入”方式進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我國產業被“俘獲”于低附加值的微利化環節，并被跨國公司技術“封鎖”，產業升級十分艱難。囿于此，傳統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增長遇到天花板，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夯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長基礎。

　　構建與轉變發展方式相適應的制度環境，為轉方式釋放制度紅利

　　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最大挑戰來自于現有的體制機制還不能支撐與促進這種轉變，迫切需要構建與轉變發展方式相適應的制度環境，為發展方式的轉變釋放制度紅利。從中等收入向著高收入邁進所需的發展機制與原有趕超時期實現起飛的機制有著根本的區別。因為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新階段里，人們對生活質量的需求增加要求提升經濟品的質量和經濟效益，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增加要求增加公共品的供給，對自由空間與發展機會的需求增加要求構建更加優質的市場環境。正因為經濟社會的微觀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必須重新構建適應新情況新形勢的制度體系，否則不僅難以成為新時期經濟增長的制度支撐，甚而會對發展方式轉變產生強大的制度阻尼。

　　當前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阻尼

　　制度阻尼一：地方政府競爭模式重規模輕效益。在地方政府競爭模式下形成了以規模與數量競爭為主的運行機制和GDP至上的激勵機制。這種機制把經濟增長的任務分解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則一定程度上扮演著準企業的角色。一方面直接出資成立地方投資機構進行城市建設和開發，另一方面又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返還等方式引導轄區內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間接實現其速度和規模偏向的投資意愿，導致投入產出比往往不高，盤子大，效益低，增長粗放。

　　制度阻尼二：追趕型經濟模式重增長輕民生。在追趕型經濟模式下，資源投向上側重于經濟領域，忽視民生領域。邁向高收入的新階段要求政府的行政理念從“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在繼續強調經濟建設的同時，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將發展落腳到增進民生福祉上。

　　制度阻尼三：政府主導型模式重硬件輕軟件。在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下，經濟建設側重于見效明顯、具有更強政績標識性的大型基礎設施和產業的硬件項目，輕視軟性的制度和市場環境。一個地區要增長，就要上大項目，增大資、招大商、建大園，不但容易造成地區項目的重復建設，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競賽”中還頻頻觸碰政策“紅線”，破壞市場秩序。新時期的經濟增長需從要素成本競爭優勢轉到技術和市場環境競爭優勢上來，不但需要在硬件基礎建設上繼續加大力度，更需要在制度建設上加大力度，引導政府從重視項目硬件建設導向重視市場治理制度的軟環境建設上來，以激發企業和市場活力。

　　尋找適應邁向高收入階段的制度新動力

　　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要實現制度的轉變，在根本上突破我國適應粗放式發展模式的舊有制度安排，以尋找到適應邁向高收入階段的制度新動力，形成新的制度優勢繼續推動產業持續升級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其中尤其要克服路徑依賴所引致的制度反縛問題，破解“不愿意轉”的難題。發展模式和制度沉積具有剛性特征，由于過去35年以來傳統模式的成功，容易導致政府和社會產生對這種模式下一整套制度安排的盲目推崇和嚴重依賴，抵制或者無力進行再次改革創新，故步自封、停滯不前，改革動力消散，甚至既得利益集團也可能左右決策，侵占社會公共利益，成為改革的強大阻力。因此，能否以壯士斷腕的勇氣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將是決定我國能否成功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鄧江年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