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

　　細微管理+多元評價

　　守住“問題孩子”隱性輟學校園防線

　　“初二下學期上了一段時間就不上了。”當17歲的男孩鄒帥(化名)因為一起故意傷害案件成為被告人，接受社會調查時，他清晰地向社工回憶起自己校園生活的轉折點。

　　那是小學五年級的課堂上，坐在鄒帥前面的同學說小話，老師認為他是始作俑者，罰他抄課本，“我說自己沒說，老師不相信，就加一遍，直至4遍，我就哭了。下課后，我去上廁所，弄了一下桌子，很大聲音，老師下來按著我抵到后墻，就吼我。”鄒帥說，自此他“不想學了，學了也考不好”。

　　進入初中，鄒帥是班里成績最差的，他調皮搗蛋，上課睡覺，成為班主任嘴里針對的對象。他自述，“不愿意理老師和同學，任憑老師說，只和班里學習不好的玩。”此后他開始曠課、逃學、文身，在網吧夜不歸宿，先后因小偷小摸和打架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直至觸犯刑法。

　　未成年人保護法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同構成了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與犯罪預防的法律框架，其中對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的界定、識別及干預機制有明確規定。學校作為未成年人學習生活的主要場所，承擔著早期識別與預防的關鍵職責。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于蒙曾表示，許多案件反映，在出現校園欺凌或學生厭學逃學、不良交友等不良行為時，學校未能及時發現、預防和干預，導致學生滑向犯罪或者被侵害。如何更好守住學校保護防線，讓“問題孩子”不過早進入社會，日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進行了多方采訪。

　　隱性輟學現象突出

　　“在我接觸的案例中，學校是繼家庭之后，直接影響未成年人出現偏差行為的第二大因素。”從事司法社工工作15年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副主任李涵，曾接觸過大量涉罪未成年人。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學校作為未成年人每天都生活在內的社會支持體系，和家庭一樣，對未成年人影響深、時長長，“一旦他在其中受挫，或者離開這個系統，沒有第二個支持系統承接，就會出現問題。”

　　李涵服務的涉罪未成年人中，不少像鄒帥一樣，在義務教育階段就與學校漸行漸遠。其中不少人名義上沒有輟學，學籍也在學校，偶爾參加考試。“老師到考試時、到要畢業時還會聯系你”，但李涵發現，他們實際上從初一、初二起就長時間逃學，“開學去一下學校，一周后煩了，這學期就再也不去了，然后下學期又去一周”。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寧寧將這種現象總結為“隱性輟學”。他在湖南、四川、云南、貴州等地調研發現，大量涉罪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前已實際脫離學校，其中“初二失學”現象尤為突出——一些未成年人接受完初一教育后，感覺未來升學無望，對學習失去興趣，從初二開始不再到校學習，過早步入社會。實踐中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勸學生自愿放棄中考。雖然學籍系統顯示其仍在校，但實際上已經脫離學校，只是畢業時到校領取畢業證。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所中學任教過的楊濤(化名)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講述了一名長期隱性輟學的學生的經歷。這名學生經常逃學、打架，和社會青年混在一起，還曾到鄰縣偷摩托車，被當地派出所處理。但每當縣里抽考或者畢業考試時，學校會給他打電話，讓他一定回來考試。

　　“他主動給我講，我真的不想上學，我來就是影響其他同學，你們又要費心思管，我沒有一點兒心思在學習上。”楊濤說。

　　“學籍在校而實際長期缺課、厭學、邊緣化的隱性輟學，如同潛藏的裂痕，致使大量未成年人脫離保護視野、滑向犯罪邊緣。”苑寧寧指出，這些沒有完成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年齡小、沒有一技之長、缺乏社會經驗，在社會不良因素影響下，容易出現心理、行為異常，從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看見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

　　是什么讓這些孩子主動遠離校園？臨沂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應用心理學教研室主任胡青發現，其中多數出現了學業受挫的情況，“學習跟不上，找不到自我價值，在學校里缺乏自信和認同感”。

　　胡青曾于2023年12月，帶領團隊對臨沂市2645名初中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形成了當地青少年社會調查相關變量的基礎數據。在此基礎上，她對當地觀護的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數據對比發現，他們中存在學業受挫情況的占81.94%。

　　李涵接觸的涉罪未成年人也有類似表現，其中不少人對自己能學成什么樣，沒有期待，不相信自己能行。“有的孩子認為反正我早晚都這樣，不如提前掙錢。”李涵指出，這些未成年人往往又沒有在社會單獨謀生的能力，只能“走旁門左道”。

　　事實上，處在青春期的少年本能地希望自己被人關注，有被肯定的需求。但由于種種原因，一部分學生在學業評價體系里很難得到肯定和滿足，相反受到了否定和批評。

　　一些孩子不知道如何獲得其他人的肯定和矚目，用了接茬、出怪聲等各種方式來吸引老師和同學們的注意。李涵分析說：“他其實不是有計劃去破壞規則，但那一刻，他就是覺得那樣有意思，因為他太無聊了，其他同學課間或者日常討論都和學習有關的，他插不上嘴，就像小貓在家等了人一天，需要搗亂，發泄他的精力。”

　　李涵說，在學校班級管理中，教師往往注重兩個指標，一方面是學業上的成績考核，另一方面則是管理的“守規矩”，要求學生聽話、懂事，服從學校的各項紀律管理。這些孩子學業跟不上，為了吸引注意又常常做出“出格”舉動，這就使他們通常會成為班級中的“刺頭”，與教師關系緊張。

　　“如果這時家長、老師沒有多加關注，他們就去找那些學業都不太跟得上的孩子一起扎堆，如果其中一些已經脫離學校、走上社會了，但還和學校有連接，就成了對還在校的這些孩子的巨大吸引。”胡青對此深有感觸，“一旦他們和這些不良朋輩群體混在一起，脫離了學校的監管，也脫離了家長監管，很有可能就會野蠻生長。”

　　一名涉罪未成年人鄭力(化名)向社工回憶，進入初中后，他的成績一直偏下，初一下學期，上課時感覺完全聽不懂。由于上課時和同學聊天、上課睡覺，一個學期里，班主任讓他回家反省十幾次，“一開始就一天，后來是兩三天，最長一個星期，我就在家里待著。”鄭力說。初二那年，鄭力輟學，在理發店做過學徒，在藥房、燒烤攤打過工，在為一起“混社會”的“出頭”時，傷害了他人，觸犯了法律。

　　“要讓這樣的孩子留在校園，需要在細微的管理上下功夫，也需要老師傾注更多的心血。”胡青說，但這是個悖論——現實中老師通常喜歡學習好的，忽視學習差的。

　　教育需要更豐富多元的評價機制

　　教育部2021年印發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曾作出要求，義務教育學校應當落實學籍管理制度，健全輟學或者休學、長期請假學生的報告備案制度，對輟學學生應當及時進行勸返，勸返無效的，應當報告有關主管部門。

　　如何解決隱性輟學現象？在苑寧寧看來，精準防控的前提是實時掌握學生動向，要將“在校清點-缺勤追蹤”制度化、責任化。他建議，強化班主任前端哨卡職能，嚴格執行每日晨午檢點名并即時上報異常缺勤；教育行政部門需打通學籍系統與考勤數據，對轄區內無故不到校大于3日、月曠課率達30%等高風險名單自動預警、分層督辦；建立教育、公安、民政、社區四方聯動的失學快速響應機制，24小時內核實去向，并啟動勸返或保護程序，以杜絕人籍分離、放任失管。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隱性輟學倒查問責機制。苑寧寧建議，在低齡惡性暴力案件發生后，回溯教育監管責任，重點核查涉事學生是否曾被標記為隱性輟學、預警是否觸發、幫扶是否落實，對故意排擠勸退、敷衍幫扶、瞞報輟學的責任人予以追責，同時追究放任子女長期脫離學校教育而未采取任何措施的監護人責任，以剛性問責堵塞教育防線的潰口。

　　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校園感受到自我價值。在胡青看來，要在基礎教育中引入多元化的評價機制，不只以學習成績為評價標準。“其實這些孩子身上都有自己的優勢，只是大部分時候，他的優勢沒有被別人看到，逐漸喪失了自信。”胡青說。

　　“讓孩子多一些選擇，也讓教師有更多的選擇。”李涵建議，如果課堂體系還無法變化，能否在教育理念上更多元，讓學生有更多的發展方向，“比如愛接茬的孩子，他的思維是很活躍的，老師能否引導他向脫口秀等特長發展，讓同學們看到他身上的閃光點，從而正向影響他。”

　　李涵的實踐經驗顯示，未成年人的很多問題是在情緒影響下造成的，需要傾聽和疏導他們的情緒，有時會超過教師的專業能力，或者缺乏足夠的精力。她建議，學校建立起支撐教師的社工和心理咨詢體系，在日常工作中給教師和學生更多支持。

　　“破解隱性輟學的核心在于消除教育排斥。”苑寧寧也建議，教育部門應強制推行學業困難學生識別與幫扶制度；要求學校建立學情動態檔案，精準診斷學生厭學、掉隊的深層原因；推廣差異化教學與個性化成長方案，通過分層教學、彈性課程、普職融通實驗班、一對一導師制等方式，讓每名學生獲得適配其能力的成長路徑；改革唯分數論的學生評價體系，增加過程性評價、多元化發展指標，重燃邊緣學生的自尊與希望。

　　“教育質量評估需以鞏固率、轉化率、滿意度取代單一升學率，倒逼學校從篩選轉向托舉。”苑寧寧強調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言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12月24日 03版